上海人打羽毛球，一百年前就蛮起劲了

现在打羽毛球，也算是蛮流行的一种锻炼方式，就是场地要预约，稍微麻烦了点。假使翻翻老上海的报纸，可能会发现，打羽毛球这件事，上海人老早就蛮起劲了。

早在一百多年前，羽毛球就已经出现在上海。到了1940年代，这项运动在上海还热闹过一阵，公园、弄堂，甚至马路上都有人在挥拍。人一多，麻烦也跟着来，公园管理部门和警察也出面干预过。

那羽毛球到底是怎么在上海流行起来的？当年又是哪些人在打？

这要从1920年代初讲起。

外国俱乐部里的羽毛球

1921年，上海的英国妇女工作协会（British Women's Work Association）在外滩的总部设了一个体育与娱乐部门，给会员安排网球、羽毛球、远足、下午茶和舞会。这是目前所见上海早期有组织的羽毛球活动记录之一。

不过话说回来，羽毛球并不是到1921年才第一次出现在上海。早在1912年，《字林西报》就登过路透社的报道，向读者介绍羽毛球的起源和历史，只是从这一条看，还看不出这项运动在上海已经广泛开展。

英国妇女工作协会本来也不是个体育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驻上海高级法官的夫人安妮·德·索斯马雷兹发起成立这个协会，组织在沪英国妇女做绷带、衣物，支援前线。战争结束以后，协会把原来的社交网络保留了下来，到1921年，活动内容转向了娱乐和休闲。羽毛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了协会会员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当时上海外国侨民的俱乐部文化已经相当成熟，网球尤其受欢迎。比起网球，羽毛球起初更像是换季时拿来打打的运动。英国妇女工作协会一般在每年10月开始羽毛球活动，正好接上夏季的网球赛季。上海冬天冷，户外网球受影响，能在室内打的羽毛球就有了用武之地。早期甚至有记者觉得，羽毛球不过是一时流行，过不了多久，就会被网球重新取代。

协会里的羽毛球活动，也不是谁都能参加。按照当时的会员规定，只有英国籍女性才能正式参加，其他国籍的女性即使被邀请，也只能以人数有限的来宾身份参与。比赛也很看重交际，比如协会常办抽签双打赛，搭档靠抽签决定，平时不太熟的会员也有机会一起打。对这些英国妇女来说，羽毛球既是一项运动，也是维持社交关系的方式。

最初协会是借一所女子学校的体育馆活动。后来人多了，地方不够用，协会又安排会员在指定的下午到私人花园里打球。活动越来越频繁，协会最后干脆在外滩总部修了自己的羽毛球场，也开始跟上海其他外国俱乐部组织友谊赛。

游泳池改成了羽毛球场

其他外国俱乐部也打起了羽毛球。场地怎么安排，各家有各家的办法。法国总会（Cercle Sportif Français）和乡村总会（Country Club）都在花园里搭过临时棚屋，给会员打球。法国总会后来的办法更特别一些，把一座闲置的游泳池铺上地板、装上电灯，改成了室内羽毛球场。据当时报刊记载，改完以后能放下不少于12片标准球场。

法国总会本来就是上海外国侨民重要的社交和体育场所。场地扩充之后，俱乐部开始考虑多办一些对外比赛。1926年，法国总会觉得上海各俱乐部之间的比赛太少，就组织了一系列表演赛，想吸引更多人参加。外国基督教青年会也办过类似的活动，还特意安排男女混合双打，让女性观众也来看看这项运动。

当时的表演赛有时还跟舞会排在一起。青年会有一次开放日活动，请了伯顿夫人和西伯恩小姐打混合双打，宣传里特意提到，舞蹈是当天的主要节目之一，会员和来宾可以趁舞蹈的间歇看比赛。现在看这事有点奇怪，放在当时上海的外国俱乐部里倒不稀奇，体育比赛和社交活动本来就是常常放在一起的。

俱乐部之间的比赛一多，组织上的问题也就冒出来了。各家有各家的场地和安排，要办正式联赛，规则、赛程、场地标准都得先统一。1928年冬天，上海办了一次三角赛，参加的是青年会、法国总会和乡村总会。按当时报刊的记载，这是上海早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俱乐部间羽毛球赛事。

1930年，上海羽毛球协会正式成立，会长是R. J. Martin，秘书是Stevens，参赛的俱乐部各派一名代表进理事会。协会成立后开始组织男女联赛，按球员水平分级。表演赛里已经很受欢迎的混合双打，起初反倒没进正式联赛，直到1931年10月29日，设立混双联赛的提议才批下来。

到1934年，上海羽毛球联赛已经有29支球队参加，混合双打分甲、乙两级，一共有9家俱乐部派队。法国总会、乡村总会这些老牌俱乐部还是占着优势，圣约瑟天主教协会、万国商团葡萄牙连这些队伍也开始冒头。倒是最早热心的英国妇女工作协会，这一年没出现在女子组和混合组的参赛名单里。协会早先也办过不少活动和友谊赛，后来却没有年年参加联赛，在比赛报道里也渐渐少见了。

1934年的联赛已经有相当规模，参加的还是以外国俱乐部为主。两年后，一支中国大学生组成的球队加了进来，第一次参赛就拿走了男子乙级冠军。那就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飞梭队。

圣约翰大学的中国学生

1930年代中期，羽毛球开始在上海的中国学校里引起注意。1935年，《民报》报道了上海市立女子学校的夏季运动会，羽毛球跟篮球、排球、垒球一起列在比赛项目里。同年，工部局华人公学也把羽毛球引了进来，1936年又给师生组织了单打和双打比赛。不过这些活动大多还在校园里打转，到了1936年，圣约翰大学的一支学生球队走出校园，在正式联赛里打出了名堂。

圣约翰大学当时是上海一所蛮有名气的教会大学，学生体育活动很活跃。1936年，一批喜欢打羽毛球的学生自己组了飞梭队（Flying Shuttles）。队伍成立后先在校内办单打让分赛，还专门备了一座银杯当冠军奖品。

飞梭队很快决定走出校园，以圣约翰大学的名义参加上海羽毛球男子乙级联赛。这里的乙级说的是竞技水平，不是年龄。那时候上海联赛已经办了好些年，法国总会、乡村总会这些外国俱乐部球队成熟、经验也足，而圣约翰大学是这个赛季唯一参赛的中国球队。

结果相当出人意料。飞梭队第一次打联赛就拿了男子乙级冠军，报纸在赛季中评论时还特意说到，截至报道那天，这支新队伍一场没输。队员们接着又参加个人锦标赛，还以中国选手的身份出战国际羽毛球赛事。过去上海羽坛的成绩和荣誉，大多归外国俱乐部和他们的球员，这次中国学生的表现，中英文报纸都注意到了。

《大美晚报》（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专门评论过圣约翰大学的成绩。报道认为，只要这支球队拿下乙级冠军，再在未来一两年夺下甲级，羽毛球就有可能真正流行到上海的中国人当中。文章甚至说，中国人有打好羽毛球的条件，只要训练和指导跟得上，完全可以把它发展成一项普及的国民运动。

这段评论里有个反差。1930年代的上海，羽毛球已经有自己的协会和联赛了，英文报纸却还是把它当成一项没什么人参与的运动，觉得它才刚刚开始被中国人认识。飞梭队打出成绩，报纸也开始把这支学生球队的胜负，同羽毛球在中国人当中的普及联系起来。

不过，飞梭队刚出成绩，上海的局势就急转直下。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圣约翰大学校园受战事影响，后来被日军占领。不少学生被迫离校，球队从1937年秋天到1938年夏天停止活动。直到1938年秋天，部分主要队员陆续返校，大家才开始准备重新参赛。偏偏又赶上邮件递送延误，球队错过了当年的联赛报名。

虽然没能及时回到联赛，飞梭队的球员也没完全离开赛场。1939年，圣约翰大学的Tonnie Wang和Timmie Tseng代表中国参加了国际性的Whalley盾羽毛球比赛。那时候的上海已经受过战争的冲击，原来的体育活动也多少受到影响，而这批学生已经重新出现在比赛里。

1940年，飞梭队重新成了上海羽毛球联赛的重要竞争者。这一次成绩比1936年还好，球队拿了最高级别联赛冠军，1941年又卫冕成功。随着女球员加入，飞梭队还组了混合双打阵容，在1940至1941赛季拿下混合组冠军。

1940年有一场比赛尤其值得说。飞梭队在法国总会的主场对法国总会B队，最后9比0赢了。法国总会是上海最早大规模开展羽毛球的俱乐部之一，有专门的室内球场，也是当地联赛的传统强队。能在对方主场打出这个比分，这支中国球队的实力也就不用多说了。

同年，《大陆报》（The China Press）还专门登了长篇报道，讲飞梭队的成立和发展。球队在这篇报道里已经不只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体育团体，而是被当成一支以自己名义参赛的羽毛球俱乐部来看。从1936年第一次打乙级联赛，到1940年赢得最高级别冠军，飞梭队用了四年，中间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因为战争中断了活动。

而在飞梭队连着夺冠的这几年里，上海羽坛又出了一位很有名气的中国球员。他在比赛里几乎拿遍了上海的重要荣誉，还准备出一本专门教羽毛球技术的书。

这个人就是洪德全（William Funk）。

上海羽坛的冠军洪德全

1941年，上海的一份英文报纸登了一则羽毛球比赛新闻，标题很醒目，《羽毛球王牌选手独获三项荣誉》。报道的主角是飞梭队队长洪德全（William Funk）。这一年他在男子单打、男子双打和国际双打里接连打出好成绩，成了上海羽坛最受关注的中国球员之一。

洪德全的羽毛球经历不是从上海开始的。他出生在新加坡，1935年开始学羽毛球，两年后就拿了新加坡初级男子单打冠军。后来到上海，他又成了圣约瑟书院的优秀球员，在本地比赛里慢慢打出名堂。到1941年，洪德全已经是飞梭队的主力，排在队伍的第一号位置。《字林西报》介绍他的成绩时说，飞梭队能在联赛里占明显优势，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洪德全。

当时上海的羽毛球比赛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除了俱乐部联赛，还有个人锦标赛，以及国际赛事。洪德全在这些比赛里频频获胜，《字林西报》甚至认为，上海羽坛能颁给一名球员的重要荣誉，他几乎都拿遍了。这些评价来自长期报道上海外国俱乐部体育活动的英文报纸。十多年前，报纸关注的主要还是法国总会、乡村总会这些外国俱乐部的球员，如今中国选手已经成了比赛报道里的重要人物。

除了打球，洪德全还在做另一件事。1941年，《字林西报》报道，他正在筹备出版一本叫《Good Badminton》的羽毛球著作，计划当年10月中旬问世。这本书准备讲羽毛球的技术和打法，他也打算为上海的羽毛球爱好者提供教学，希望把本地球员的整体水平提上去。至于这本书后来有没有如期出版，目前还不能确定。

洪德全和飞梭队的成绩，也让中文报纸开始更多关注羽毛球。1941年，《神州日报》报道比赛时把中国选手称为“中国健将”，洪德全单打取胜后，报纸又叫他“上海总冠军”。同年，中国队在国际性的Whalley盾比赛里取得佳绩，中文报纸也给了相当积极的报道。《申报》则开始持续刊登飞梭队参加本地比赛的消息。对当时的中国读者来说，羽毛球不再只是英文报纸体育版上的一项外国俱乐部运动，中国球员的名字和成绩，他们也能在中文报纸上看到了。

不过，飞梭队的成员并不只有男选手。女球员加入之后，球队在混合双打上同样有成绩。1941年，《字林西报》报道过飞梭队和法国总会的一场混双比赛，特别称赞飞梭队女球员Winnie Cheung在网前的表现。她在比赛里积极拦截对方回球，给对手制造了很大压力。写这篇比赛评论的，正是洪德全本人。

当时的技术书里，常见女选手守前场、男选手打后场的安排。洪德全这篇评论也是如此。女球员在网前打得好，他很赞赏。可法国总会一名女球员跑到后场扣杀，却被他当作输球的重要原因。

羽毛球流行到了上海街头

1942年，上海的中文报纸上出现了大华羽毛球会招收会员的消息。同时，一些商业体育馆开始增设羽毛球场，知名球员也经常被请去参加表演赛。《申报》这一年登了现代体育馆增设课程的消息，也报道了羽毛球表演活动。跟早年主要靠外国俱乐部组织的比赛比起来，这些活动面向的市民范围更广，普通人接触羽毛球的机会多了不少。

报纸上还出现了电影明星打羽毛球的消息。1942年，《新闻报》登过一篇《陈云裳打羽毛球》，讲这位当红女演员在圣约翰大学打球的事。她下场打球，说明这项运动已经进了当时上海的娱乐新闻。过去羽毛球大多出现在英文报纸的体育版上，现在中文报纸不光报比赛，也关心起哪些名人在打。

1943年，上海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羽毛球赛事和组织。当时上海处在日本占领时期，汪精卫政权的地方行政体系有调整，体育组织也跟着改组。华侨体育协会办了面向中国球员的“华侨杯”羽毛球赛，飞梭队参加了。协会还邀请中外知名男女球员打表演赛，洪德全等人都上过场。青年会也办类似的活动，想吸引更多市民参与。

同一年，上海羽毛球联合会在特别市体育会下面成立，理事会里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飞梭队的Fred Li和S. C. Hou分别担任义务司库和干事。除了飞梭队，华侨协会、育才这些中国球队也开始参加联赛。此前长期由外国俱乐部主导的上海羽毛球比赛，中国球队和中国组织者越来越多了。

不过，羽毛球在中国市民里流行起来，还碰到过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有些人觉得这项运动是女人玩的。

这种印象在当时不少见。羽毛球拍轻，球也轻，场地比网球场小，早期又确实有很多女性参与，所以有人认为它运动量不大，不适合男人。1939年，《大陆报》专门登文章反驳过这种看法。作者说，自己听不少人讲过羽毛球缺乏男子气概，但看过一场激烈的比赛之后才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报道还形容，身体强壮的男子打完一场高强度比赛，也可能累得几乎爬着离场。

中文报纸也讨论过羽毛球的运动强度。1945年，《申报》登的《谈羽毛球》系列文章强调，羽毛球需要全身协调，不能因为球拍轻巧就觉得打球不费力。文章也批评了把羽毛球简单看成“女人的玩意”的观点，认为没亲自试过的人，很难知道比赛到底有多激烈。

到1944年，上海的羽毛球热潮已经相当明显了。这一年，《海报》登了一篇《羽毛球·今年盛行的玩意儿》。作者注意到，羽毛球其实早就在上海出现过，但不知道为什么，偏偏到这一年才突然这么受欢迎。报道还提到，当时上海的青年男女都喜欢打羽毛球，这项运动已经成了很时髦的消遣。

体育馆外面也热闹起来了。到了1944年，公园、弄堂，连马路上都有了打羽毛球的人。

可公共场所打球，也容易跟别的市民起冲突。公园管理部门发现，有人在草地和花木旁边打羽毛球，既损坏植物，又妨碍游客通行，就出了禁止打球的规定。1944年的《申报》有相关报道。对习惯在公园里活动的球友来说，这当然不是好消息。

打到马路上，事情就更麻烦了。1944年，《新闻报》登了《马路上拍羽毛球》，讲的正是街头打球这事。这些活动还引出过交通安全问题，有些地方的警察因此采取限制措施。1945年，《无锡日报》甚至登了警方取缔街头打羽毛球的新闻。这么看，当时的羽毛球热并不只限于上海。

从1942年中文报纸上的羽毛球会招会员，到1944年公园和马路上的打球纠纷，也就短短几年，这项运动已经进了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早年主要在外国俱乐部里开展的羽毛球，如今有了更多民间球队、商业场馆和公开活动，连公园管理人员和警察都开始为打球的人操心。

战后的上海羽毛球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上海的体育组织又调整了一次。原来的上海羽毛球联合会被新成立的上海羽毛球委员会取代，委员会归体育协进会管，负责组织比赛、协调各俱乐部的活动。联赛恢复之后，飞梭队又成了报纸关注的对象。1946年，《大陆报》以《羽毛球冠军飞梭队准备复出》为题，报道了这支球队的动向。

这一年，上海还办了一场纪念孙中山诞辰的羽毛球表演赛，洪德全等知名球员应邀参加。活动目的之一，是让更多市民了解羽毛球，也争取各俱乐部对比赛的支持。据当时报刊记载，现场来了1000多名观众。对一项二十多年前还主要在外国俱乐部里流行的运动来说，这个观众规模已经相当可观了。

战后上海羽毛球联赛的规模也继续扩大。1946年，《申报》报道有16支球队报名。到1947年，参赛球队增加到46支。这里要说一句，这两个数字来自不同年份的报刊记录，未必用的是同一套统计口径，但至少能看出，当时上海有组织的羽毛球比赛已经相当活跃。

除了正式联赛，羽毛球课程和公开比赛也多了起来。1946年，上海青年会开始推广男女合班的体育课程，羽毛球是其中一个项目。上海羽毛球委员会还把混合乙级组的三场比赛免费向观众开放，想吸引更多人到场。1947年，《新报》专门登了相关比赛的预告，说明当时的羽毛球赛事已经有了一定的公众关注度。

飞梭队在战后也有了变化。1946年，球队经历重组，相关报道中出现了中华队和飞梭红队的名称，原来的部分成员继续参加上海的各项比赛。这里还要说说黄美娟（Kay Wong）。她1941年加入飞梭队，1943年从圣约翰大学英文系毕业，除了打羽毛球，还是上海大华体育协会女子篮球队的前锋兼队长。她在篮球场上是能带队的主将，在羽毛球场上，战后也逐渐有了更多参加女单、女双比赛的机会。

1947年上海办女子羽毛球公开赛时，黄美娟是女子单打头号种子。那份只有六名参赛者的女单名单里，她还是唯一的中国球员。同年，她和Jiggic Rozario搭档，打进了女子双打决赛。到1948年，洪德全还活跃在赛场上，他和A. B. Wilkinson夫人合作，拿了混合双打冠军。这些比赛记录说明，战后上海羽毛球赛场上的中国球员已经不再限于圣约翰大学的男子球队，女子单打、女子双打和混合双打都有中国选手参加。

羽毛球在上海越来越普及，公园里的打球纠纷也没有完全消失。1948年，上海报纸报道了两起发生在中山公园的严重事件。其中一起，一名15岁的少女跟弟弟打羽毛球，追赶被风吹走的球时，遭到一名便衣军人骚扰。少女出言斥责，对方竟然开枪把她打伤。报道时，她仍未脱离危险。另一起里，学生Yao Huizhong和女友Lu Xiuqing、另一位马姓女子到公园打球，三名男子骚扰两位女性，引起争执。几人准备离开时，对方又带来一名穿制服的人，其中有人声称与宪兵有关。随后，穿制服者拔枪向Yao Huizhong射击，没有打中他，却打伤了一名旁观者。

这两起事件当然不能代表当时上海所有羽毛球活动的情况，但从报纸报道里也能看到，女性在公园这样的公共场所参加体育活动，有时候还是会遇到骚扰，甚至受到人身伤害。

1949年，《申报》还登过一篇文章，建议把羽毛球列为全国运动会正式锦标项目。至少从题目看，当时已经有人在提这件事了。

同一年，上海一份报刊登了一篇回忆羽毛球往事的文章。作者说，大约八年前羽毛球刚流行的时候，复兴公园前面每天都有许多女学生打球。可到了1949年，作者发现，当年那些喜欢打羽毛球的女学生已经很少见了，如今热衷打球的，成了小学和中学的男孩子。

这篇文章题为《羽毛球》，登在1949年的《罗宾汉》上。单凭这段回忆，还说不清女学生为什么不来了，更不能说当时上海的女性都不打羽毛球了。

想想也是有点搞笑，一百年前的上海，已经开始为羽毛球场地不够用想办法，甚至把闲置的游泳池改成了球场。到了1940年代，上海人索性跑到公园和马路上打羽毛球，最后连警察都跑出来赶人。

看来，上海人打羽毛球，场地不够用这件事，还真有点历史了。

参考资料：
Zhao, Zhuomiao, Chang Liu, and Kohei Kawashima. “From Feminine Leisure to Urban Craze: The Popularization of Badminton in Republican Shanghai.”  Frontiers in Sports and Active Living 8 (2026): 1717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