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上海刚装上电灯，官府就不准华商用了

1882年，上海刚刚装上电灯，地方官府就不让租界里的中国商户用了，理由就四个字，「以免不测」。这还真不只是口头警告，当年的《申报》上就有记载，官府派人一户一户去通知，电灯不许再用了。

事情要从这一年的7月26日讲起。当晚7点，上海电光公司的发电机一启动，15盏弧光灯就在南京路、外滩、虹口这些地方陆续亮起来。跟当时街面上常见的煤气灯比，这种用电的灯要亮得多。据当年的英文报纸报道，那天晚上一大批上海市民挤在街头，就为了看这个新鲜物事。

官府真的派人上门禁灯了

1882年9月30日，《申报》登了一篇《禁止电灯》，里面有一段写得很直接。

本埠点用电灯，经道宪邵观察札饬英会审员陈太守，查明中国商人，点用者共有几家，禀候核办。兹悉太守已饬差协同地保，按户知照。禁止电灯，以免不测。

这里的「邵观察」，就是当时的上海道台邵友濂。照《申报》的讲法，他要会审公廨的中方官员先去查清楚，租界里到底有几家中国商户在用电灯，查完了再让差役会同地保，一家一家上门通知停用。

讲穿了，落到具体的动作上，就不是提醒一句当心，而是有人上门通知，不准再用。《申报》还提到，商户自己也认为电灯不适合使用，于是都遵从了禁令，统统不用电灯了。不过这只是报纸当时的说法，究竟有多少家真的停了，其实没有足够的证据去证明。至于是不是把禁令的执行效果讲得太漂亮了，现在也说不清楚。

不过，同一件事，美国那边也留下了记录。1882年12月6日，美国驻华公使约翰·罗素·杨给国务卿的外交报告里提到，清方下过命令，不许上海的中国商户使用电灯，还要地方警务人员去执行。报告没有直接点邵友濂的名，但至少说明，当年限制华商用灯这桩事，不只出现在中文报纸上。

这道禁令不等于整个上海都不许点电灯。现有记载针对的主要是华商，租界里的公共电灯照明其实并没有因此停下来。至于禁令到底涉及哪些商户、执行到什么范围、有没有处罚条款，还要再看当年的原始公文，可能还就是一笔糊涂账。

当时的人，为什么害怕用电灯？

电灯在今天是最普通不过的东西。1882年的上海人看它，还是相当陌生的。那时候上海用煤气灯已经将近20年，突然冒出来一种不用煤气、靠电就能发光的设备，有人觉得不放心，也很正常。

后来整理的地方史资料里提到，当时有人怕电灯里的电流引起火灾，甚至还有使用电灯可能遭到雷击的说法流传。尤其是早期的弧光灯，跟今天常见的电灯完全是两桩事体。它靠电极之间产生的电弧发光，亮是亮，刺眼也是真刺眼，设备维护还麻烦。

早期的电力设备也确实没有后来那么靠得住。根据近代上海电力史研究，1883年到1888年之间，上海电光公司至少出过10起因发电设备损坏、导致照明系统瘫痪的事故。这些故障都发生在禁令之后，不能倒过来证明邵友濂当年的决定就是对的，但至少说明，早期的电灯技术确实毛病不少。

设备容易坏，和所谓「使用电灯会遭雷击」，根本就不是一桩事体。至于邵友濂为什么要让华商停用电灯，现有《申报》报道只留下了「以免不测」的理由，至于到底怕出什么意外，也没法判断他的全部考虑。把这件事简单归结为官府不懂科学，好像也不够准确。

15年后，官府自己办起了电灯厂

1882年，上海地方官府还在要求华商停止使用电灯。到了1897年，上海道台蔡钧与上海知县黄爱棠却决定在南市筹办电灯厂，而且这次，官府自己拨出了4000两库银。

怎么前后差这么多？一个要紧的背景是，电灯已经不是15年前刚进上海的那个新鲜物事了。租界里的电灯照明用了这么些年，运营上有了可以参照的经验，而当时的南市也正在修建黄浦江沿岸的新马路，夜间照明成了实实在在的需求。对地方官府来讲，电灯不再只是供人围观的新奇设备，它也有了明确的实际用途。

1882年的邵友濂和1897年的蔡钧不是同一个人，两次决策的对象也不一样。前者针对的是租界里的华商，后者则是在华界建设公共照明，倒是不能简单理解成同一位官员改变了想法。

但从要求华商停用，到自己拨款办厂，中间不过15年。同样是电灯，前面还担心「以免不测」，后面官府就自己出钞票装灯了，想想也是蛮搞笑的。

参考资料：
- 《申报》：《禁止电灯》，1882年9月30日
- 《字林西报》，1882年7月27日
-  John Russell Young, _Mr. Young to Mr. Frelinghuysen_, December 6, 188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883.
- 林涓、冯贤亮：《民国江南城镇的市政建设及其局限》，《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 杨琰：《近代上海电力照明的兴起与初期发展的困局》
-《申报》：《光明世界》，1898年1月25日